【隐形冠军】有为南海：从“敲锣打鼓贺富”到“冠军集群”闯世界

    有为南海：从“敲锣打鼓贺富”到“冠军集群”闯世界

改革开放以来，南海多项农村改革率先推进，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图为南海千灯湖。全媒体记者 戴嘉信 摄

盛夏时节，热火朝天。

在南海狮山的一汽—大众华南基地内，自动化车间快速运转，平均一分钟有一台汽车下线。

万里之外的德国，数十名南海制造业企业家走进大众、宝马等德国制造企业的生产一线，探寻“隐形冠军”崛起的密码。

四十年波澜壮阔，四十年奋发有为。四十年前，就在距离南海狮山不远的地方，改革春风吹来，一群农民从田间地头走向工厂市场，迅速成为第一批“万元户”，迎来了敲锣打鼓的声声贺富。

在改革开放的奔腾大潮中，作为康有为故乡的南海奋发有为、先行一步，与中山、东莞、顺德一道创造了“广东四小虎”的发展传奇。不同于以乡镇企业蓬勃发展而起步的“顺德模式”，发轫于农村的南海经济奇迹自带“地气”——它由一批批“洗脚上田”的农民用双手打拼而成，被视为草根经济原生发展的珍贵样本，孕育着“民间经济活力和草根精神”，有着“中国最完整的民营经济发展史”。

从“敲锣打鼓贺富”到“六个轮子一起转”，从成为全国首富县到首个引入土地股权制，从“三块地”改革破题到村级工业园改造的再出发，从民营企业的草根力量崛起到“隐形冠军”企业集群走向世界……40年先行一步的探索，透射出南海改革“地气”的密码：紧紧围绕农村、土地、产业三个核心要素，以土地启动工业化，用工业反哺农业，走上了一条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各得其宜的发展道路。

历史昭示未来。40年前，南海的改革从农村起步。40年后，南海改革再出发的原点又锚定农村。如今的南海，承担“中字头”“国字头”农村改革试点任务不下10项。传承品质，成就品牌，打造全球创客新都市，壮美的改革新蓝图，正在南海的身前徐徐展开。

大事记

1980年

南海干部给人均收入超过400元的大队“祝富贺富”，还给“万元户”们颁发奖状，这是全国首次由县委主导肯定富裕的行为。

1983年

南海基本完成了建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任务，农村劳动力开始从事个体私营，众多夫妻店、父子厂、家庭小企业应运而生。

1987年

南海被国务院列为农村改革试验区。

1992年

南海在罗村下柏开始进行以土地为中心的农村股份合作制试验，同年共发展14个农村股份合作社。

1993年

南海制订下发了《关于推行农村股份合作制的意见》，在全区进行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

2003年

南海提出“东西板块、双轮驱动”战略，形成工商并举、东西互动的发展格局。

2011年

南海发布《关于深化农村体制综合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完善农村“两确权”，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推进农村股权固化，规范农村股权流转，积极引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推进农村集体资产市场化等。

2013年

南海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股权(股份)管理交易平台开通运行。

2015年

南海被批准为全国33个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之一。

2017年

南海区全球创客新都市项目2月宣布启动建设。同年12月，南海区成立全国首个制造业“隐形冠军”联盟。

初春惊雷

“六个轮子一起转”催生致富奇迹

1980年1月10日，一次看似普通的拜年犹如初春惊雷，伴随着夜空中升起的烟花，震动了整个南海。

当时，时任南海县委书记的梁广大带领南海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抬着6头烧猪、10坛九江双蒸酒，带着100万响的鞭炮和烟花，专程来到南沙大队，和农民们开席饮酒。

“当时烟花在南沙小学放了一晚上，真是漂亮。我们家家户户都把桌子椅子搬出来，看烟花。”当年年仅11岁的徐用芬，对38年前的那件盛事记忆犹新。

南海是如何富起来的？1978年，面对全县人均收入不足百元，有人缺衣少食的状况，梁广大提出了“三个产业齐发展(农业、工业、商业),‘六个轮子一起转’(县、人民公社/区、大队/乡、生产队、个体、联合体)”的发展思路。这正是后来扬名全国的“南海模式”的雏形。

1979年，南沙大队因为走农工商多种经营的路子，搞活了农村经济，当年该村人均分配550元，一跃成为全县“首富村”。

彼时，社会上“越穷越光荣”的思想依然浓厚，率先富起来的南沙大队顿时成为人们激烈论辩的焦点。

再次“冒尖”的南沙，功过如何评述？梁广大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贺富”。从1980年开始，南海连续三年“祝富贺富”，给“万元户”们颁发奖状。1983年初，南海县委、县政府还专门下发红头文件，表彰600名专业户、重点户。

“祝富贺富”连着做了3年，人们对穷富的看法就不一样了。人们迸发出冲天干劲，南海全县上下迅速掀起“学富、比富、赶富”的热潮，一时间潮动珠三角。

“三姐天天晚上加班到11点，中午一般都不回家吃饭。我晚上经常去踩水车给模具机器供电。”徐用芬回忆。1980年左右，徐用芬的母亲已是村里有名的养猪能手，父亲经营的五金厂生意红火异常，全家超过七成收入来自副业。彩电、电饭煲、录音机、洗衣机、摩托车，当时能买到的电器她家几乎都有，俨然是个小康之家。

1981年，南沙大队进行年终分配，社员收入万元以上的有20户，得款最少的50户退休农民也分得1200元至1500元不等。

南海策划的“半山扒龙船”活动，拉开了华人华侨、港澳同胞回乡投资的序幕。南海区档案局供图

而从改革开放初期起，南海就注重对外开放。1980年6月17日端午节，一场筹备了大半年、延续了数百年传统的“半山扒龙船”活动，在梁广大等人的精心策划下，在西樵山天湖上演。10万人到场观看，盛况空前。这不仅是一次纪念节日的民俗活动，更是一场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招商引资。这次活动让许多海外侨胞、港澳同胞重新认识和了解南海，也了解到中国的发展，纷纷回乡投资办厂、为家乡捐资捐物、修建学校医院。当年，南海与外商签订的协议达363项，签约期加工费为5459万美元，比1979年增加了两倍多。在那个汽车非常少见的时期，南海大沥镇举行一次会议，七八米宽的广佛公路旁停了七八十辆汽车，这让来往的广州人议论纷纷，“以为有什么外国元首参观。”

在这样的形势下，南海工业、副业生产高速发展，农民集体分配从1976年的152元，猛增到1980年的341元。1981年人均收入达到400元，跃升成为全国首富县。当年末，南海农村信用社农业存款余额达到2.05亿元，在全国县支行中排名第一。

南海的经济发展，引起了时任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的注意。据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习仲勋主政广东》记载，1980年4月18日至20日，习仲勋到南海调研，他调查得很认真、细致。1980年4月19日下午，在南海县党代会闭幕式上，习仲勋肯定南海的工作搞得好，并鼓励南海在广东的“四化”建设中起带头作用。几天的调研后，他还问梁广大：“在全国，广东要先走一步，你们南海又要在全省一百零几个县中先走一步，你们敢不敢？”回答是肯定的，对此习仲勋很满意。

南海的迅速致富也惊动了中央。据梁广大回忆，1981年6月，胡耀邦在读完一份考察报告后，提笔写道，“从生产发展速度和总产值来看，现在全国有两个典型。一个是城市，即常州市。一个是农村，即广东南海县。”

从此，“城市学常州，农村学南海”的响亮口号在全国风起。先走一步的南海盘活农村经济，成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发展致富的一面旗帜。

草根崛起

农地改革掀起全球化新高潮

壮阔的改革潮激发出南海人内心深藏的商品意识和个体意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南海农民纷纷“洗脚上田”，“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成为南海热火朝天搞建设的经典画面。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又一场思想解放为南海农村基层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罗村镇的下柏管理区，农民自发将土地划分为农用与非农用，非农用地又分为经济开发区、商业区和住宅区，并第一次引入了股份制，农户把土地承包权折算成价值，向经济社入股，按股分红，如此一来，农民手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便转换成土地收益权。

这场自下而上的改革，使得土地再度回归到集体手中。不久，这项被总结为“一制三区”的基层经验在罗村下柏、里水沙涌、平洲洲表三个村试点推行，由此拉开了南海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序幕。

试点异乎寻常的顺利，在沙涌，改革受到了村民的热烈欢迎。“原来集体的收益按人头平均分配，股份制改革后我们把股权设计成人头股、年龄股、贡献股和承包责任田股，综合体现大家对集体的贡献，纠纷一下子少了许多。”时任沙涌管理区党支部书记李锐常忆道。

1993年7月，南海出台《关于推行农村股份合作制的意见》，在全区农村全面推开农村股份合作制。

股份制推开后，土地规模经营和农村机械化在南海得到快速推进。在罗村的下柏，7人承包800亩粮田，实现了机械化耕作。平洲的夏西集中了800亩农田，租赁给罗村的蔬菜生产专业户，成为南海最大的蔬菜生产出口基地。

更深远的价值在于，借助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南海农民集体逐步开始探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自发流转，这给了企业在征地之外第二种用地选择，大大降低了工业化门槛。

当时，借助香港产业转移的强大助推力，“三来一补”的发展模式已经让南海经济搭上快速发展的动力火车，拉开了南海全球化第一波浪潮。这一波全球化浪潮，伴随着土地改革的红利释放，掀起了发展的新高潮。

灵活的土地使用方式、低廉的土地成本招揽了大批工厂。“最开始进来的是三资企业，以港资企业居多，他们对土地需求量大，喜欢自建厂房，通常是租土地建，之后本地的民营企业开始增多，那时候我们已经有实力盖厂房，他们的体量相对较小，所以整租厂房的为多。”李锐常回忆说。

很快，这个农地制度风靡珠三角地区，成为佛山、广州、深圳等沿海发达地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主流。

借助土地释放出的巨大红利，借助东南亚产业转移的发展势能，一大批南海民营企业崛起，成为南海全球化第一波浪潮的最大受益者。

1992年，南海里水镇农民李兴浩与台湾商人合资建立了志高空调。十多年后，志高在香港上市。

1993年，南海大沥人曹湛斌与哥哥曹锐斌创办坚美铝材，从一个小作坊起步，成长为国内最大的铝型材企业之一。

“春江水暖鸭先知”，在制造业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南海迅速迈向全球化的新征途。2003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迈入第三个年头，生产投资全球化的新浪潮扑面而来。南海开始探索新的发展战略——“双轮驱动”。南海一手招商引资“搬大树”，引进一批世界500强企业入驻，一手推行“雄鹰计划”，扶持南海民营企业的升级调整，带动民营企业做大做强。

2005年，南海引进本田汽车变速箱制造项目，成为佛山当年全市最大的外商投资项目。

回想起本田之所以选择佛山南海，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第一任总经理芦川正幸坦言，最开始只是因为南海与当时旧白云机场的距离较近，抱着“去看看”的想法。佛山充分理解企业进驻时的需求，并相应地介绍了周详的配套设施规划情况。最终，本田选择了落户佛山南海，而芦川正幸也于2005年来到佛山任职。

在日资企业逐渐集聚的影响和带动下，南海国际招商引资的路子越走越宽。短短几年，奇美项目以及大众整车项目等数十个世界500强项目接连落地。2010年，南海引进一汽—大众这个千亿产值整车项目，在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产业版图上，由“配角”变身“主角”。代表着世界最先进制造水平的德国制造，在佛山建起了全球最先进的绿色汽车工厂。

南海在两次全球化浪潮里快速发展，开启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又一个发展高峰。

大胆创新

“三块地”释放发展新空间

砖红色的墙体、塔楼式的建筑风格，位于广佛路旁的南海区大沥镇太平北海村布鲁森幼儿园格外显眼。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个去年开始招生的幼儿园背后牵动的是一次全国瞩目的改革。

当年先行一步的改革“小虎”，并没有停止探路的步伐。2015年2月，南海区成为全国33个土地改革试点地区之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内容包括“三块地”，即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征地制度、宅基地制度改革。

9个月后，改革悄然破冰。南海区大沥镇太平村，一块面积为28.93亩的村集体建设用地由南海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开挂牌出让。这是广东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第一挂”。

从澳洲留学返乡创业的青年企业家陈亮峰曾想短租这块土地，看到挂牌出让公告后，他退掉了租约，重新通过“招拍挂”拿下这块建设用地30年的使用权。

颇具戏剧性的是，同一块土地，陈亮峰在一年内拍了两次。前一次是“出租”，后一次是“出让”。这一字之差的背后，是陈亮峰凭借30年的使用权从银行拿到6800万元的抵押贷款，使他的投资计划从4000万元追加为1.8亿元。

农地入市的改革，给太平村和这里的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对村组来说，最大的好处是30年的租金一次性收齐，以每年400多万元的利息收入算，等同经济社一年的营收了。”太平社区经联社相关负责人说。

这一破冰式的改革，引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的注意。他认为，这次改革改变了土地流转中的土地交易方式以及要素交易当中的收入分配关系。

伴随着南海区大沥镇太平村地块的成交落槌，“三块地”的改革试点拉开大幕，为这片热土释放出全新的发展空间。“三项试点改革对南海来说意义重大，相当于给了南海一把‘尚方宝剑’，可以突破部分规定，在土地改革领域大胆创新。”南海区副区长陈绍文说。

2016年10月，南海挂牌成立全国首个集体土地整备中心，并出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整备管理试行办法。

“没有好的土地空间，就引不来好的项目。经过土地整备，集约土地得到开发利用，村民收益提高了，投资者的信心更足。”南海区九江镇集体土地整备中心主任刘冠勋深有感触地说。

在丹灶镇一片1000亩的集体土地上，今年启动的长江氢动力（佛山）研发中心及整车生产项目正在加紧施工，达产后总产值400亿元。

在南海，一系列疾风劲雨般的改革措施迅速推进，被喻为“沉睡资本”的农村集体用地焕发新活力。截至今年5月，南海入市地块88宗，土地面积2472亩，成交总金额达70亿元，抵押融资地块34宗，抵押价值36亿元。抵押融资金额、成交总金额等数据均占全国试点的“大半江山”。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实体经济的发展齐头并进。从改革试点启动的2015年到2017年的三年间，南海第二产业增加值保持了7%以上的增长。

在自然资源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项试点工作推进会上，南海区的探索做法获得自然资源部的肯定，被认为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新途径。

转型再出发

破题村级工业园隐形冠军崛起

在南海区的瀚天科技城，80后青年农百乐怀着梦想，来到这里经营自己的艾乐博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6年前，从金融圈跳出来的他，带着研发团队在南海白手起家。现在，企业研发的机器人生产线已出口到越南、印度。

“起点高，成本低，平台大，服务好”，农百乐用12个字形容选择这个国家级孵化器的原因。

很难想象，十年前，这里还是低矮厂房林立的村级工业园，土地利用率及产出率低下，劳动密集型企业扎堆，每年产值不足1亿元，税收不足100万元。

在“一镇一业”“一村一品”的珠三角镇域经济生态中，村级工业园曾经扮演着资源整合者的角色。然而，随着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城市化的推进，村级工业园“村村点火”式的粗放生产模式难以满足发展的需要。

土地开发强度已超50%的南海亟需跨过这一道坎。数据显示，南海区现有村级工业园685个，占地面积17.56万亩。

从集体土地上再出发，向村级工业园要空间，打造全球创客新都市，一次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探索在南海铺开。相比以往的土地改革，这一次的改革指向的是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在工厂林立的制造业腹地上，越来越多村级工业园转型成为创新园区。而以草根力量深耕制造业的南海企业中，也正崛起一个新群体——“隐形冠军”集群。

24年“磨”成亚洲第一包装瓶磨具的星联精密，坚守20年突破技术封锁、奠定高端摩轮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南车轮，从零开始坚持17年研发的源田床具机械……这些南海企业用小产品打开全球大市场，成为各自领域中的“隐形冠军”。

像中南车轮等在细分领域做到全球领先的企业，被德国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称为“隐形冠军”。这样的企业大多是工业制造工序中的其中一环，专注、创新的工匠精神，是这些企业共同的特点。

这样一批“隐形冠军”企业，让有着“广东四小虎”之称的南海，掀起了供给端的变革，从过去生产制造鞋袜走向生产工业母机，让南海制造悄然由“轻”到“重”，实现“重量级”的转型。

“在窑炉行业，要把每立方米能耗指标降低0.1都非常难做到。”广东摩德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展华说。这家坐落于南海狮山的企业在超过700多个日夜的努力后，成功研发出能耗指标全球最低的节能窑炉生产线，公司窑炉生产线出口量一度位居全国第一。

同样在南海，佛山市宝索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彭锦铜一谈到“纸”，马上打开了话匣子。作为造纸设备生产商，目前市面上卖出的有芯与无芯高速集成复卷生产线，超过一半来自宝索机械。

在第三波全球化的发展浪潮下，南海制造业的“隐形冠军”正走在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最前线。

宝索机械去年与南非proximo ltd正式签订了生活用纸设备总承包项目合同，由宝索机械提供的年产1万吨的生产用纸全套加工设备将在南非正式投产。另一边，宝索机械在埃塞俄比亚项目已经进入安装阶段，预计12月初正式投产。

一批批南海制造业全国“隐形冠军”迈向全球经济的舞台，而世界也通过他们，重新认识南海。

在改革开放中融入新一轮的全球化浪潮，有为南海再出发，加快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步伐。

■亲历者说

时任南海县农委主任何享业回忆土地股份制改革：

天天有人前来学习改革曾去省外讲课分享经验

南海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何享业一直在南海从事农村工作，在推开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前后，他正在南海农委工作，作为决策者、推动者、见证者，一手参与了制度的设计、论证与跟踪。

时至今日，何享业对当初许多决策细节依然记忆犹新，如数家珍。他坦言，当年的改革并无可以参考借鉴的样本，只是坚持立足基层实际、尊重群众意愿，在反复试错中不断调整，才最终蹚出了一条路子。

谈改革缘由

当时都流行说责任田是“破棉袄”

南方日报：在南海试点土地股份合作制是出于哪些考虑？

何享业：首先，南海一直都有人多地少的问题，土地主要分为三大区域：鱼塘、丘陵和水田。因此可耕作的土地比较少，平均下来每个人不到1/5亩，土地碎片化现象严重，这样的情况下推行规模化经营难度很大。

其次，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南海的二三产业已经逐步发展起来了，许多农民开始进城打工，责任田就没有得到很好的耕作，但大家又不愿意放弃，所以当时流行一种说法称责任田是块“破棉袄”，没有多少利用价值，扔了又怪可惜，随之而来的“弃耕抛荒”现象开始多了起来。

第三，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许多鱼塘已经由分包改为投包，土地开始有整合的迹象，原来的承包户收取租金，已经显现出股份制的雏形。罗村的下柏为了土地更顺利地集中，甚至直接引入了股份制。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逐渐形成一种共识，解决规模化经营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归到土地制度建设这个基础上来。于是我们开始在里水沙涌、罗村下柏和平洲夏北的洲表试点探索以土地为中心的农村股份合作制。

谈改革经过

分红提留51%确保了集体话语权

南方日报：土地股份制推行前后，南海对土地经营的实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何享业：应该说在改革推行前的上世纪80年代，南海的农村欢迎国家来征地，因为征地后就不用交征购粮，对大家是个解放。90年代土地股份制推开以后，农村的集体土地逐步进入市场，这时候南海的农村喜欢“卖”地，当时一块丘陵地一亩可以卖到3万—5万元。进入90年代后期，土地资源逐渐稀缺，土地的资本属性逐步凸显，出租土地开始流行起来，一般短租3—5年，长租10—15年。到了21世纪以后，集体经济开始逐步壮大，有实力进行厂房建设，从而提高土地附加值，这时候，出租厂房成为多数集体经济的第一选择。总体上来看，这三十年间南海的土地流转还是以出租为主。

南方日报：绝大多数集体经济收益分配设计成51%归集体所有，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何享业：这个设计参考了人民公社制度。股份制以后把收益的51%归为集体，既是对之前实践的继承，也充分体现了土地集体所有的属性，确保集体的话语权。从后期的实践来看，如果没有这51%的提留，南海农村的基础设施、环境整治、社会保障事业很可能难以为继，南海的农村面貌不会有现在这么漂亮。

南方日报：土地股份制推开后反对声和质疑声也不少？

何享业：改革后社会上确实出现了质疑的声音，我就问当时管农业的南海县委副书记邓文初怎么办，他说，那就请北京的专家来看看，大家讨论一下。1994年1月，我们在南海开了一个“以土地为中心的农村股份合作制”论证会，杜润生、杜鹰、吴敬琏、郭荣昌、张根生、欧广源、余国跃，当时国内有名的农村问题专家和中央、省、市领导都来了，会议总体上是倾向于肯定我们的改革。杜润生后来发言，他也是充分肯定南海土地股份制的探索。

谈改革成效

最关键是解放了生产力

南方日报：此后这项改革的推广情况怎么样？

何享业：1993年底的时候，谢非就这个问题专门来南海作了3天的调查，并向中央作了书面报告，1994年年初的时候，谢非又到南海召开农村股份合作制现场会，明确表示富裕地区的农村可以学南海，希望将南海模式推广到珠三角。之后各省市过来参观考察的逐渐增多。最火的时候是1995年、1996年，当时基本上天天都有人来考察学习。我们也到处去讲课分享经验，除了省内，省外远的曾经去过石家庄、杭州。

南方日报：现在看来，土地股份制对推动南海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何享业：我觉得最关键是解放了生产力，把那些适合从事二、三产业的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分流出来，让他们能够安心进城务工但又不会丧失土地，还能分享土地收益。其次是培育壮大了农村集体经济，土地租赁成为很多村发展集体经济的“第一桶金”。

南方网全媒体记者 骆骁骅 郑佳欣 赵越 盛正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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